紅黑同體說明黨患上血癌

重慶自今年六月開始「打黑」，近日進入高峰，市政府昨日發表最新數據，
連日出動警幹數達七千，佔去公安系統人力四分一，收到四萬宗舉報，抓了三千個疑犯，除了重慶市黑頭頭、市司法局長兼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文強落網之外，多個重大黑社會頭目亦被捕，其中包括控制市公交系統出租車市場的黎強；後者並非等閒之輩，而是市人大代表、區政協常委。重慶這對「黑道二強」，一個是達官，一個是貴人，特點都是「紅」裏透「黑」，和一般大陸上幾十年來抓出的碩鼠一個模樣。對此，重慶市民乃至全國網民非常高興，市長薄熙來幾乎成為全國最受擁戴的政治人物。當然，也有不少人像筆者一樣，高興之餘，還擔心這種運動式的嚴打並不能有效阻遏黑惡勢力搞貪腐。

「嚴打」是鄧小平發明的，二十多年來，大的一共搞了三次，一九八三年頭一次非常厲害，持續三年，主要針對文革遺留下來、改革開發之初出現的打砸搶分子和涉情色事「流氓」。那次嚴打，立竿見影成效顯著，最著名的案子是把開國元勳朱德的孫子也正法了，但事後一般認為有擴大化之弊，遺下很多冤假錯案，社會代價很高，不過那是中共以搞運動試圖解決社會或政治問題的通病。第二次和第三次嚴打，分別在九六年及二千年展開，每次歷時一兩年，而且主題都是「打黑」。九六年那次主要打擊毒販、劫匪和販賣婦孺的人販子等流竄性罪犯，還有便是掃黃。但是，黑勢力並未因此收斂，至二千年，全國法院處理涉黑案件數量竟達九六年的六倍①，於是又有二千年底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運動，打擊對象是「有組織的黑社會團夥惡勢力」。其後，在全國各地也不斷出現規模較小或對象範圍較窄的嚴打，如○一至○三年北京市治安嚴打、○四年全國黃網嚴打（效果不彰，故有「綠壩」）、○五年的青島春季嚴打等。這次重慶市「打黑」，下一步將推廣至市郊的區縣，暫還未有成為帶動第四次全國範圍嚴打的跡象。

仔細閱讀有關歷次「嚴打」的材料，不難看出一些趨勢，那便是打擊對象愈來愈組織化、從暴力犯罪轉為經濟犯罪、從社會轉向黨內。起先是黑勢力與公權力對抗，及後是黑勢力與黨組織同體化，與公權力結合。

去年初，筆者在本欄指出，在新時期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階段，黨無可避免要蛻變為一個帶二重性的組織，即一方面是一部管治機器，另一方面是一張立體貪腐利益關係網；二者是共生的，作為管治機器，黨壟斷所有社會權力，而且往往是絕對權力，因而無可避免出現嚴重腐蝕，招引大批尋租客不特已，還把原本的健康肌體敗壞。重慶那些怵目驚心的事例，其實遍佈全國，而且還不僅在大城市。黨已經患上血癌。

嚴打能否治此癌症，我們可參考二千年薄熙來在大連市當市委常委兼市長時的嚴打經驗。當時大連中級法院副院長劉曉濱被捕，副市長高姿、市外事辦主任張步寧等一大堆人物，有的雙規、有的丟官，但薄一調走，這些人便獲釋的獲釋、復職的復職，餘的案件很多不了了之。② 黨作為貪腐關係網，很有彈性，扭它一下，會縐一陣子，然後回復原狀。這次薄熙來在重慶，如果幹得真正好而又可升遷的話，下一個在重慶獲釋的，很可能是首犯文強（如果到時還未處決），因為此人並非沒有後台。文曾經是重慶有名的打黑英雄，○一年由他主理偵辦號稱「共和國第一刑事大案」的一宗打黑大案，拿下黑惡集團首犯張君，立了大功（大家看看諷刺不諷刺）③；文因此升任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而當時批准此項任命的重慶市委書記，就是現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後來文強兼當市司法局長，更是因為他在汪洋（現廣東省委書記）繼賈國強當重慶市委書記時，繼續打黑有所表現的結果。由此可見，當時文強打黑，不過是要樹立自己的黑勢力。中央至今未積極表態支持薄熙來打黑，亦未表示會推廣重慶的「打黑」經驗，也許與賈及汪的面子有關。

其實，在今天的大陸，沒有任何獨立的社會組織（「圈圈功」大概是唯一例外），一切黑社會和有組織的黑惡勢力，都不過是黨的肌體的一部分，或者是這張貪腐關係網上的一塊病變增生膜。脫離了黨的肌體，這些黑惡勢力根本不能取得任何不法利益；大家只要看看歷次打黑揭出來的壞頭頭的黨員身份、官階和政治地位（兩會成員等）便明白這點，故很難寄望黨的肌體有健康再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黨不斷膨脹黨員數目並以之為傲，顯然是錯誤的，因為肌體內增長最快的，通常是癌細胞。黨反倒應該自己來一次大清黨，把三分之二的黨員（四千萬人以上）清理掉，也不為過，問題是剩下來的，不一定比清除掉的好。薄熙來重慶打黑，也許和他在大連的作為一樣，終了不過是黨內利益派系之間的遊戲。

註：①見○八年十一月五日《京華時報》文章〈改革開放三十年司法變遷〉；②見前《文匯報》東北辦事處主任姜維平在《博訊網》上寫有關大連事件的一些文章；姜因為報道了大連的一些政治內幕，○一年被判危害國家安全罪入獄八年，○六年保外就醫去了加拿大；③見九日《中廣網》文章〈文強：從打黑英雄到被打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