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不利早放 遲來還是春天

今天談高錕諾獎「遲到」。坊間一個解釋是諾獎委員會歧視華人。
支持這個看法的證據不能說沒有，但不充分。九位華人諾獎科學家當中，以九七年得物理獎的朱棣文（現奧巴馬的能源部長）「等」得最久，得獎的「激光降溫」研究是他初出道時所做，他於是等了幾乎二十年。不過，和他一起獲獎的另外二位非華籍科學家，研究同一題目；總不能說因為朱是華人，這兩位也一併獲不公對待。其次，崔琦於八二年發現「分數量子霍爾效應」，九八年才得獎，也待了十六年；和他一起得獎的學者，同樣是研究同一課題。事實上，李遠哲、錢永健（分別等了十三年和八年），合作和得獎情況也和朱、崔差不多——等是等久了，但難說是因為歧視華人。相反證據也有，而且強得多。丁肇中七四年發現Ｊ粒子，七六年即得獎。李政道、楊震寧五六年提出「弱交互作用的宇稱不守衡」理論，五七年便獲獎。

諾獎對待有色人種不薄。一九二二年，印度加爾各塔大學的 C.V. Raman 提出「光子可非彈性散射說」，二六年更親自在實驗中證實此現象存在，二八年即獲獎。一九三五年，日本京都大學的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提出「介子理論」，但他不那麼幸運，等了十四年，因為證明介子存在的實驗，四七年才做成功，不過湯川很快在四九年即獲獎。（相比，李、楊十分幸運，因為證明宇稱不守衡的實驗，在他們提出理論之後那年便做出來了。）

有些獲獎科學家等的真正久，原因是課題本身困難，學界難有定論，例子之一是有關中微子（neutrino）的研究。中微子存在說，於三○年由Pauli提出，實驗證明則由 Cowan及Reines 於五六年做出，但 Reines 於九五年才得獎，等了三十九年，那時 Pauli 和 Cowan 都已作古。（Pauli 是「天王級」，四五年由愛恩斯坦推薦得獎，但那是表揚他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貢獻。）其後，研究「中微子味轉換」的Raymond Davis Jr，於六二年開始做實驗，七五年基本上成功，但為了滿足物理學界的各種嚴格要求，實驗一直做到九十年代後期才完結，Davis 於○二年得獎，也等了二十多年；和高錕一樣，他得獎那年剛患上阿爾茲海默症。

高錕的主要工作於六六年做出，高質光纖七○年面世，七七年首次商業應用；互聯網於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高速發展（dotcom 熱是二千年的事，亦未能證明經濟效益），故從清楚知道高錕的研究價值龐大至他得獎，之間不超過十五年，不能說不久，也不能算太久。當然，從個人遭遇看，高錕和同病的 Raymond Davis Jr 一樣，都是等了太久太久。

以種族歧視解釋高錕的諾獎遲來，還不如以「應用歧視」那麼有說服力。西方科學有其自身偏見，首重理論，其次實證；實證是為了確立正確理論，是為理論服務的。應用研究排第三位；應用本身則不入流。如此賦理論予崇高地位，背後有一大套西方自己的哲學、價值甚或宗教理由，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但諾獎委員會有此偏見，卻不容否認。一九二一年，愛恩斯坦獲獎，委員會給的理由第一句便是：「為的是他對理論物理作的服務（for his services to Theoretical Physics）」。這裏不僅要注意「理論物理」的英文首字母大寫，還要分辨主次——理論物理是主人，愛因斯坦不過是一名忠僕。然而這就是諾獎委員會給物理學家的最高榮譽。這句理由，百年來只用過一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起碼至今還沒有。

諾獎委員會有此偏見，非毫無道理。經實驗證明的基礎理論有無限生命力，那怕是「錯了的」牛頓力學，也肯定能與天地終古，但應用的東西卻會過時。舉個例說，一九一二年，瑞典工業發明家 N.G. Dalén 因發明浮標照明用的省能自動控制裝置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該裝置不僅節能，還可在海面光線不足之時自動點火照亮浮標或發出明滅訊號，保障船隻和人命安全；這項發明，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無疑有很大經濟和人道價值，但百年後的今天，早已無用武之地。高錕年代研製的光纖，倚賴所謂的「內部全反射」技術（見昨文），背後是光折射原理；經過四十年來幾代科學家的努力，光纖推陳出新，但基本上還是同樣東西，經濟價值卻有增無已，很久也不會過時。然而，自八四年起，一種倚賴完全不同物理學原理設計出來的光晶纖（photonic-crystal fibre）已經進入市場，起到一些普通光纖不能起的作用，長遠或有起而代之的潛力。應用研究成果之可取代，無疑是諾獎委員會須考慮的事情之一。

高錕獲獎等得久，筆者認為恐怕還有第三個原因，那就是他在大學教學的時間短，沒教出大批高足替他開枝散葉發揚光大。在科技知識前沿，老師的成就，很大程度靠徒子徒孫努力。學壇如戰場，正確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始終會脫穎而出，但如果沒有弟子傳人在前面衝鋒拼搏，縱有出頭之日，也會多少延遲。高錕在中大，七 ○至七四年花很多心力籌建學系和研究中心，都是行政工作；八七至九六年當中大校長，更無機會以絕學授徒。他回到美國的那些年裏，都在商業機構辦事，只有時在耶魯大學兼職當院士，亦無入室弟子。做應用研究的發明家，大體如此。

榮譽遲到固然不好，卻反映一種難處，難能更見可貴。況且，在光纖通訊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今天獲獎，比在九十年代初或更早得到，獎牌的象徵意義更深入人心，那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