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威信是如何流失的

曾蔭權指一些大報就「慳電膽」事對他無理攻擊，旨在削弱市民對他的信任，
最終損害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是否如此，很難明證，但曾說的一番話還是很有意思，因為涉及市民對他和特區政府的信任問題。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信，也沒有自然而然的不信。《論語．公冶長》有一段故事很有名，記孔子責備他的學生宰予。有一次，宰予白天睡大覺，孔子知道了，非常不高興；大概是因為宰予有前科，後來答應不再犯，結果又犯了，給孔子逮個正着，故孔子當面指責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批灰）也，於予與何誅（我該怎麼罵你呢）？」之後又私下憤憤然跟另一位學生子貢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改變了我的看法）。」曾蔭權回歸之前官至財政司，並得過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BE），帶着崇高威望過渡九七過繼特區政府；但是，市民大眾當時對他的具體認識其實不多，他和其他官員有威信，主要是因為前朝政府背書。

回歸不久，曾蔭權在亞洲金融風暴「打大鱷」一役中大顯身手。在那次事件中，市民雖然不知是他的功勞大還是金管局任志剛的功勞大，總之給他評價極高。不過，那份評價關乎做事眼光和魄力而無關乎誠信；反而是在其後幾年裏，當陳方安生與北京之間出現摩擦，民間智慧便很快概括出「陳較硬淨、曾走精面」，之後二人官運雲泥之別，更強化了此說。即便如此，曾的民望一直高企，且於○五、○七年二度榮任特首之時登上高峰，一般投票給民主派的市民，給他的支持也遠超梁家傑。然而，「打大鱷」之後，曾蔭權事實上無甚表現，還一度投閒置散當了「清潔大隊長」，故他登上大位之時有很高民望，除了因為市民太恨董建華而寄厚望於他之外，靠的主要還是那英帝國日落之餘暉；對他的評價，聽「言」與觀「行」之間，「言」在當時還是主要。大家從此點也可看出末代殖民政府背書的威力。

前朝的管治威信又從何而來呢？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箇中黑暗，絕大部分港人不說自明，之所以在回歸之前的「後過渡期」依然支持之擁護之，原因不外兩個：其一，在社會和經濟建設上看到管治實效，讓香港在戰後短短一代人之間成為發達經濟，有法治而無貪污；其二，在政治上殖民政府縱非民主自由，卻堅決有力防止了共產勢力的侵蝕進襲，沒讓此地變成中國版圖之下的另一澳門。《中庸》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後五十年的港英政府有二善，港人觀此「行」，其他一切壞事都擱一邊。殖民政府對曾蔭權等前朝官員的背書份量不輕，即源於此。

不過，一切背書都是一方之「言」，曾蔭權和他領導的特區政府，還須經過「行」的檢驗。就政府而言，回歸之後十二年來毀多於譽，「東方之珠」黯然失色，事實上，「東方之珠」這四個字早已無人提起；珠玉在前，特區政府的確乏善可陳。（讀者或認為，「乏善可陳」是說輕了；不過，平情而論，凡事須看周全一點，當年香港經濟成就可說鶴立雞群，亞洲除了日本就是這裏，如今亞洲龍龍虎虎多的是，中國經濟成績更是令人眩目，港人自視當然打個折扣，筆者的說法，包含此觀點。）

在政府表現乏善可陳，甚或有所倒退的情況下，市民對曾特首又如何評價呢？他大權在握，這一回，人們不再只聽其言，而更多是觀其行了。社會建設方面，曾蔭權除在發展「社企」方面開綠燈而稍可稱道之外，並無其他建樹；經濟上平平庸庸未讓港人看到方向，令人懷疑這位前度財金第一員是否浪得虛名。政治上，曾蔭權露出死穴。香港人反共，一反共產經濟，二反共產專政，中共三十年來經濟上走資而與舊時有所不同，政治本質上專制則與往日無大分別，再加上三十年來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港人當中那些沒與中共黨政幹部打關係而直接得益者，政治上對中共的觀感九七年以來其實無大變化；他們對胡溫等領導人治國的努力當然嘉許，甚至認為中國各方面的成就難能可貴很了不起，但若是要把大陸那一套管治方式和哲學的那怕是一小部分移植香港，也絕對不能接受。港人對習近平的「三權合作論」、對曹二寶的「第二團隊說」反應強烈，便是明證。但是，曾蔭權何曾在這些關鍵政治問題上為港人發過聲安過心？由於他十二年來從未在任何事情上突顯過捍衞香港人基本政治價值之心，反而在政改事上拖拖遢遢出爾反爾，港人對他漸漸形成比較負面看法，也便十分自然；待到他在一些牽涉誠信事上出問題，支援他的人便寥寥可數。曾蔭權已經失去他大部分原有的親和力。

曾特首在港人眼中這個變化，令其管治出現困難。帶着舊時代民意資本上台的他，現時寸步難行，一半是他自作自受，一半也由於這個一國兩制之下的大位的確難坐。曾蔭權如此，往後那些本來沒有政治資本甚或帶著政治負資產上台的太子黨兒子黨，難道反而可以贏得香港人的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