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國民黨 垂範大中華

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得到蘇共支持，從一個比較鬆散的同仁革命集體
轉化為一個組織緊密、講紀律講意識形態講一元化領導的列寧式政黨。這個轉變，有助國民黨於二八年完成北伐大業、統一中國，有其歷史價值。一般而言，在封建專制或殖民統治的地方，人民要革命成功，一個按列寧模式組織起來的暴力革命政黨可起重要作用，但在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種政黨沒有成功過，反而是走議會道路的工人政黨經常可以上台執政，與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政黨分庭抗禮。① 即便如此，學術界對列寧式政黨表現的總體評價還有很大爭議，原因是在革命成功之後，這種政黨的專政權力和觀念不能適時「退市」，反而為了各種權宜方便而變本加厲極度膨脹，結果，一切伴隨權力之不受制約而來的壞事層出不窮，直令這些革命黨變質，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黨太子黨。上世紀六至八十年代在台灣的國民黨管治，正是這種列寧式革命黨的最佳墮落寫照。

當時國民黨領導的台灣政府，經濟上採取「出口擴大」的發展策略，十分成功，ＧＤＰ高速增長，外滙存底很快上升至全球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加上政府強調「均富」，社會財富分配相當平等，比世界上很多發達國還優勝。但是，在政治上，台灣政府採取高壓，所有《中華民國憲法》保證的公民政治權利，都被〈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剝奪。這個條款於一九四八年作為附件加進《憲法》；所謂的「勘亂」，意思就是反共，但結果主要是用來對付民主異見分子，例如著名文化人、資深黨員、政治家雷震，便是因為寫文章鼓吹容許成立反對黨、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中華民國總統而被判入獄十年。

除了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無微不至」，當時的台灣政府對台灣社會的控制，也非常「周到」，而統治者用以監控人民的工具，就是黨機器。不說別的，就看對青年學生思想控制，國民黨也做得非常嚴密。黨下面本來就有「三民主義青年團」，到台灣之後，又籌組了「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專責在學校裏替青少年洗腦。（不用說，這個玩意兒也是從蘇共學來的。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後，蘇共即成立「共產主義青年團」（KOMSOMOL）選拔十四至二十八歲「根正苗紅」的青少年加入。中共後來當然也「照搬」蘇俄這個做法，而且有所發揮，「共青團」之外，四九年還成立「少先隊」，吸收各級小學生。國、共兩黨是蘇共媽媽生下的孿生兄弟，此又一明證。）當時不少學者如殷海光、胡適等，在雷震主辦的雜誌《自由中國》上撰文，批評國民黨利用「救國團」干預學校教育，結果《自由中國》被封，雷被開除出黨。

在大學生中，國民黨更積極活動，一方面大力發展「學生黨員」，另一方面在學生當中遍置爪牙特務，監聽其他學生私人言論，監視行為，從島內一直監到海外。這種監控活動，包括打小報告、發小警告，筆者當年在美參與保釣運動時也看到過不少，為一般台灣留學生深惡痛絕；當年轟動一時並嚴重衝擊台美關係的「陳文成命案」，便是由特務監控引起。② 除了特務，黨還遍設特權，成為各種壞人幹壞事的本錢。例如當年台灣嚴格控制學生出國留學（而且只限研究院生），護照和出國許可管得很緊，要由大學內的黨工推薦才能拿到，一些黨棍以此作威作福、財色兼收，行徑惡劣一如前幾天被揭出來的那位重慶司法局局長文強。專政的歷史需要（假設真有此需要）消失之後，過剩權力不會自動消失，既得利益往往會用各種動聽理由拚命保有、擴大這種權力；國民黨在六至八十年代的高壓統治，就是這個性質。

然而，國民黨的高壓專政，並沒有因為它的經濟政策成績蜚然而得以延續。台灣經驗指出，麵包不可替代自由，反而是人民得了麵包之後，更需要更嚮往憲法允諾的民主自由。晚年蔣經國、其後的李登輝，乃至今天的馬英九，這幾位中華現代史上政治人物，其最可貴處便是明白到這個歷史發展真理而順應之。台灣相對大陸是地狹人稀，但這點卻是向中國大陸提供正確發展經濟策略活樣板之後的又一重要垂範。

社會漸次現代化、人民教育水準日益提高之後，靠專制是管不好國家的。此時應該樹立的，便是正確的大眾價值觀念，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包容。馬英九身為國民黨主席，理當明白台灣社會距離真正落實這些價值觀念尚遠，而最重要阻力，便是尚存於國民黨內的專制體制、觀念和人脈。「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國民黨是百年老店，今後能否成為民主中國、憲政中國的火車頭，很大程度要看馬英九這幾年的表現。馬有缺點，不是拿手救災打仗那種行動派，但他學識豐厚為人正派，富理想兼有耐性，卻是在目前台灣推動憲政的有利條件。改造國民黨、提升台灣民主憲政質素，是筆者對這位國民黨新主席的一點祈盼。

註：①恩格斯早就看到這點，詳見絀作《練乙錚文集 I ——中國》中的四篇關於晚年恩格斯思想的文章；②陳文成是台灣留美學人，卡尼基。梅隆大學教授，因支持《美麗島雜誌》被打小報告，八一年回台省親之時被當局刑求致死，具體真相至今未明，馬政府於今年三月成立委員會重新調查此事，暫未有最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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