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報為何煽情渲染慳電膽事件

曾蔭權這一份不作為施政報告，迴避了市民普遍關注的一切問題，
結果卻讓「慳電膽」事件鑽了空子，鬧得滿城風雨；一年一度特首可就自己管治意圖向市民盡情宣講表白、教傳媒大眾洗耳恭聽的黃金機會，如今竟變成特區政府的一筆壞賬，雖說回歸之後管治失誤層出不窮已盡在常理之中，但具體這一幕如此發生，卻還在大家意料之外。想當日如果特首不是迷信北大人關於「經濟城市講經濟」的偽智慧語，而是召開一個「香港社會發展機遇委員會」，邀有識之士尋找香港社會問題之所在、出謀獻計以解決之並宣諸今年施政報告，則這個十月份的輿論形勢又是何等景象！舉凡人口、教育、醫療、學童身心健康（包括濫毒）、年輕一輩出路和社會流動、貧富懸殊、政治兩極化和政改等問題，困擾港人多年，民眾都有意見，政府不去凝聚力量促進了解推動解決，卻忙於急富人所急，召開「經機會」推產業政策（「停購鎢絲膽」是經機會推介的「副產品」之一），一般民眾不只無大興趣，還因此更擔心曾政府比董政府犯嚴重得多的利益輸送惡行，故「慳電膽」事件一出現，民眾便向「利益輸送」的最壞處想，政府現在後悔也來不及。

細看此次事件，還可領略另一些深層涵義。觀傳媒報道評論，最力者為各大眾報，頭版整版圖文並茂凡一周而不止，若僅視之為煽情渲染，則未免過分簡單。事件牽涉官員貪腐之說，遇上此等問題，港人之中，反應最強烈始終是中下階層，這既有歷史基礎，亦有現實原因。港英治下、七十年代中期以前，香港貪官污吏多如牛毛，身受其害者以升斗市民佔絕大多數；一些商界上流社會人士對貪官的種種供奉，往往不過是取得更大利益的投資成本，這些人不是貪腐的受害者而是共犯，面對貪腐現象沒有切膚之痛。七十年代之後，貪腐（起碼是「肉眼可見之貪腐」）在香港社會絕跡，一般市民只能在落後國家旅行才會碰到；再度近距離看見官員貪腐，是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後。然而，內地人面對官員貪腐，經驗亦和當年港人一模一樣，即受害者以一般老百姓居多，商賈多是心甘情願的參與人和受益者。由於港人和大陸同胞交往密切（不少港人還是不久之前的大陸人），大陸人那種對貪腐現象因社會階層而異的觀感，遂原原本本傳給香港人——香港草根階層的內地親朋亦多為草根；香港商賈在內地的關係網絡裏則多的是達官貴人，他們有些甚至在內地重施當年在港之故技而成為大陸官員貪腐網中的積極分子和主動者。故總的來說，港人對官員貪腐的愛憎態度，無論往昔還是今日，都帶有強烈的階級或階層性，中下階層人士「談貪色變」、深惡痛絕，而上流社會縱或從道德觀念出發反對貪腐，到底隔了一層。「慳電膽」事件涉及的，不是大陸官員貪腐而是本地領導人可能出問題，此事一如梁展文事件般勾起中下階層對「舊社會」的回憶而驚懼貪腐之彷彿重臨，情緒上豈有不躁動之理？港人之中，當亦有不少人認為，論曾蔭權之為人，貪便宜之小節事或不忌而為一如你我，但以身試法作利益輸送之舉卻難以想像而斷無可能；若因此而視幾份大報小題大做，則是忽略了這些報章主要讀者群中一個重要潛在意識。愈是煽情的報紙，愈是能夠捕捉對象的情緒根源。

歷史上，煽情刊物興起的「耙糞運動」，在西方催生了起社會監督作用的媒體「第四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社會貪腐叢生，非常黑暗，一些流行雜誌的老闆發現，對社會上的黑幕繪影繪聲誇大報道能增加銷路，於是以大量篇幅刊載這類文章，形成所謂的「耙糞運動」，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報業大王赫爾斯特（W.R. Hearst）旗下的《時尚》雜誌（Cosmopolitan，對象一向以婦女為主）。這些報刊所作所為，直令統治階級極為不滿不能忍受，以致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也開腔大罵，並以英國古典作家John Bunyan巨著《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的一個人物Man with the Muck-rake（拿着糞耙的人）來比喻那些煽情揭黑文章的作者和編輯。（註）老羅斯福是公認美國史上最能幹的總統之一，推動政策不乏進步色彩，那回卻錯誤研判社會現象，視健康新生力量如糞土，一世英明卻有此敗筆。煽情耙糞新聞不一定事必準確，很多時甚至錯得離譜，但整體所反映的社會現象和民眾心理，卻是統治者不能忽略；此等文字縱有萬般不是而開明理性者難以認同，但其存在價值卻不容否定。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所有高格調傳媒都有春秋之筆，則耙糞刊物當無額外社會價值，問題是現實世界並非如此。

註：中文維基「耙糞記者」條有老羅斯福當年罵「耙糞記者」那段講話的英文原文，讀之很有啟發。